许林的博客

标语口号伴我一生（二）

xulin — Mon, 27 April 2009 14:39:12 +0800

标语口号伴我一生（二）

3.“除四害、讲卫生”

1958年春天，在我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北京掀起了“除四害、讲卫生”运动。一天，我看见胡同里，大街上，许多人都上了房，敲锣打鼓，大声喊叫，轰赶麻雀。那些被人们的喊叫声、锣鼓声吓得小麻雀们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有的被打死了，有的被吓死了，有的累死、饿死了，十分可怜。我那时还小，不懂事，只看到很热闹，觉得很好玩。

现在回想起来，前三害都除得对，第四害“麻雀”除错了，经过那年的大折腾，麻雀在中国少得十分可怜，直接的后果就是病虫害大肆侵害农作物，致使农作物大幅度减产。

1958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提出要在10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完成消灭苍蝇、蚊子、老鼠、麻雀的任务（后来将“麻雀”改为“臭虫”）。这一年是向四害和疾病大宣战的第一年，号召各基层单位每星期、各大单位每月检查评比一次，年终检查评比一次。指示发出后，全国掀起除“四害”运动（转引自“人生百相”：《大跃进时代的想像与荒诞》。链接http://www.szonline.net/Channel/content/2008/200809/20080918/99789_2.html

标语口号伴我一生（一）

xulin — Thu, 23 April 2009 14:57:01 +0800

标语口号伴我一生（一）

我出生在战争时期的中华民国三十四（1945）年，长在和平时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1952年7岁起上学至20岁，上学13年，1965年起至2006年工作40.5年，算是个跨越两个朝代的人，但却受的一个朝代观念形态的教育，如今已然是耳顺之年的退休老人。想起我这一生，从上学开始记事起，竟然是在标语口号的伴随下度过的。有的口号，我至今记忆犹新，有的则忘却了，有的只是在孩童时期的儿歌中有所提及。

下面凭记忆回望一下伴随我成长的一些标语口号：

一、小学时期

1. 20世纪50年代唱过儿歌“反贪污，反浪费，官僚主义也反对”，唱过“三反五反我知道”。

其实，这两个口号的内容，当时我并不知道，只是随发小一起唱唱而已。后来知道了1952年刘青山、张子善因为贪污被判处死刑。

2.“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战斗在民主阵营最前线”

这是50年代《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中结尾的歌词。我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时，唱的就是这首歌。现在有时还隐隐约约能哼哼两句。据说，这是郭沫若和马思聪专门为少先队写的队歌。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战斗在民主阵营最前线”这句著名的歌词和口号，变成了“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整个少先队队歌也被完全改变了。

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提到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革命和建设中，在五六十年代有过“超越阶段”的提法，犯过“超越阶段”的错误。我认为，把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中的歌词“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战斗在民主阵营最前线”这句口号，改为“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口号，就是“超越”了“阶段”，从“战斗在民主阵营最前线”的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超越”到为“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共产主义而奋斗——这个“超越”的跨度实在是太大了，太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谱了！

十五大“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纲领”说，“我们要充分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和不可逾越性。从五十年代中期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算起，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实现，这个阶段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这是因为我国就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历一个相当长的阶段，去实现别的国家用了二三百年才实现的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应有的发达的生产力和雄厚的综合国力的基础。这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

附50年代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词作者：郭沫若；曲作者：马思聪
歌词为三段：

我们新中国的儿童
我们新少年的先锋
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
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
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
学习伟大的领袖毛泽东

毛泽东新中国的太阳
开辟了新中国的方向
黑暗势力已从全中国扫荡
红旗招展前途无限量
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
勇敢前进前进跟着共产党

我们要拥护共青团
准备着参加共青团
我们全体要努力学习和锻炼
走向光辉灿烂的明天
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
战斗在民主阵营最前线

40年新闻摄影回眸与自我批判（之三）

xulin — Wed, 19 March 2008 10:53:30 +0800

40年新闻摄影回眸与自我批判（之三）

三、清算和批判自己是必要的

（之二）几张摆拍照片特别是彩色照片，是当时我比较得意的，全发表过，而且被《中国摄影》、《民族画报》等当时的权威刊物转载、介绍。那时对自己摆拍照片有一种自恋情结，陷入迷魂阵而不能自拔。

那时，我是《人民日报》的摄影记者和图片编辑，是彩色画刊的主编之一。

我拍什么样的照片、怎样拍、报纸上用什么样的照片，对省报、地市报的摄影记者和摄影通讯员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编辑观念的导向作用。

文化大革命中摆拍风行，我作为第一党报的摄影记者、图片编辑和彩色画刊主编，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在我从事新闻摄影采访、编辑和研究的几十年里，过去很少对自己不正确的拍摄方法进行公开的清算和批判，虽然2003年以来在不同场合不断在批判自己，但是能听到的人不是很多。今天的博联社的博客网站给我提供了机会，能在各位老师、同行和影友们面前公开清算和批判自己，备感荣幸，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

可能有人要问：有那么严重吗？有。因为近几年摆拍回潮现象比较厉害，报纸上摆拍的照片又多了起来，雷同化、概念化照片大有泛滥之势。这种回潮的出现，更使我觉得有必要公开清算和批判自己，以实际行动捍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摄影在拍摄方法上实施抓拍的理论和实践成果。

新闻照片到底能不能摆拍？

在新闻传播的功能方面，我国报刊是把宣传功能放在第一位的，这个特色目前报刊界无权更改，摄影记者更是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摆拍这个问题要看具体情况。

一般来讲，应当遵循新闻摄影规律，坚持抓拍，养成抓拍的好作风、好习惯。　　　

有时候根据报纸宣传功能的需要，急需某人的照片，摆拍一下也没关系。

但是，这些照片不能作为新闻照片来使用，不能让读者产生是新闻照片的错觉。这种新闻人物肖像照“使用时应作文字说明”：比如写作“某人是为了被拍照而在现场工作”，不能写作“某人正在办公室工作”，以此区别于在现场抓取的新闻照片。

需要注意的是，摆拍的照片在报纸上出现的数量不宜多，多了就会影响报纸的鲜活性、可读性、可信性，报纸的发行量也会因其公信力的降低而下降。

《中国新闻摄影工作者自律公约》对摆拍进行了严格的限制

《中国新闻摄影工作者自律公约》2005年10月在西安第七届全国报纸总编辑新闻摄影研讨会上通过。

其中第二条说：

“二、遵循新闻摄影采访规律，尊重新闻事实。坚持中国新闻摄影学会提倡的不干涉被采访对象的抓拍原则，反对在新闻现场进行组织加工的摆拍和编造新闻事实等违背新闻摄影采访规律和新闻真实性原则的做法。”

（未完待续）

40年新闻摄影回眸与自我批判（之二）

xulin — Tue, 18 March 2008 05:23:43 +0800

40年新闻摄影回眸与自我批判（之二）

二、邯郸学步，在“S”形路上打晃儿，感觉和感受走进左道旁门

1971年－1976年，我在摄影上经历了“抓拍”－“摆拍”－“摆中抓”－“抓中摆”，在“S”形弯道上摇摆着一路走来，不知对错。

1971年5月我第一次单独出差是到浙江省绍兴上旺大队茶场采访。当时真的不知道怎样拍，看到浙江省新闻电影纪录制片厂的摄影师用箩筐排队、大摆特摆茶叶丰收的场面，我以为可能就是这样拍工农业（经济）新闻电影和新闻照片。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看别人摆布导演，学别人摆拍，感觉良好，感受走偏，久而不闻其臭；虽身陷泥潭，却还沾沾自喜。

在那段时间里，我热衷于摆拍，不光学习别人的经验，自己还不断研究、分析和总结。

下面的笔记就是那个时期的真实写照：

这样总结不导演摆布才怪呢！？

在摆拍中，人物学习的场面是最难的，所以，当时我在成组人物学习场面上的摆布导演下工夫最多。

1974年5月在陕西省南泥湾摆布导演拍摄的《南泥湾五∙七干校》

摆布中，我尽量注意细节：老农的羊角巾、人物背后的草帽、手中的笔记本、脖子上的毛巾、桌子上的水杯、水壶以及人物坐姿的高低错落等等。

这哪里是拍新闻照片，简直就是在演戏！

1974年8月在大港油田摆布导演拍摄《油田工人学〈毛选〉》。

1974年9月在大连机车车辆厂为《人民日报》国庆彩色摄影画刊摆拍《三结合攻关小组》（非原片，报纸翻拍的印刷品）。

1975年春天在天津西站摆拍《工人学习小组》。

1975年3月在山东胜利油田摆拍《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注：画面上“毛主席语录”的美术字都是我当时现写的，然后贴到墙上我认为合适的位置）。

1975年10月在河北遵化摆拍《老、中、青三结合好》。

1976年第二期《中国摄影》刊登这张照片时，在《本期部分摄影作品拍摄经过》中这样说：“我和县委报道组同志一起来到沙石峪大队，在山坡上见到老支书张贵顺和支部委员们一起研究制定农田基本建设规划。这是一个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他们朝气蓬勃。这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涌现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我想应该用摄影艺术语言满腔热情地反映它、歌颂它，于是就拍下了这张照片。”

其实，我的拍摄经过并不是这样写的，也没有什么“于是”，而是如实说明我是怎样经过调查研究，怎样摆布导演的。但是，当时的《中国摄影》编辑给我改成了这个样子。由此可见，即便在当时，中国摄影家协会和《中国摄影》杂志，对于新闻摄影和纪实摄影中明显的摆拍也是忌讳的。否则，如何解释他们把我写的组织加工的实话改掉呢？（非原片，翻拍的《中国摄影》印刷品）。

在那一时期（文化大革命），我也不是什么都摆拍，对许多事件性新闻、文艺、体育新闻，还是抓拍的。

因此可以说，那一时期，我的拍摄方法是两面的，打摆子走路，呈现出“S”形：

——配合报纸图解政策、宣传所谓“大好形势”的照片，大多是摆拍的；

——事件性新闻、文艺、体育新闻照片，绝大多数是抓拍的。

下面几张照片就是抓拍的：

1976年9月18日，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之一（当时我是人民日报彩色摄影画刊的主编之一，用柯达彩色反转片拍摄的）。

1976年9月18日，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之二。

1976年9月18日，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之三。

《划线》（70年代中期的地方戏剧进京汇演）。

（未完待续）

40年新闻摄影回眸与自我批判（之一）

xulin — Mon, 17 March 2008 21:50:38 +0800

40年新闻摄影回眸与自我批判（之一）

题记：

徐修成网友在我博客上贴文说：“你们能否对你们《人民日报》本身存在的些许旧观念，重视一下，纠正一下，我指的是还有摆拍的习惯”。

此意见很好。我想，要批判《人民日报》的摆拍，还是先从我这个人民日报老摄影记者开始为好。倒是现成的，我把2006年批判自己的文章重新发表，欢迎大家拍砖。

这几年，我对自己的新闻摄影之路做了认真的回顾和剖析，并且从2003年起通过各种管道公开批判自己：

──2003年5月23日，我在《答谭九铭先生》（谭九铭，安徽省蚌埠市供水有限公司，邮编233000。我与他素不相识，但他给我写信提出一些新闻摄影的问题）的回信中，回答他“关于拍摄方法”的提问时，批判了自己曾经的摆拍；

──2003年9月15日，在《中华新闻报·传媒人物》“新闻摄影名流访谈”的专访文章《建立图片编辑机制是大势所趋——访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许林》中，批判自己曾经的摆拍；

──在2003年10月24日，为华东新闻摄影研讨会所作的《回首拍摄路──自我评价自我批判》讲演中，再次公开批判自己曾经的摆拍；

──以后在一些涉及新闻摄影拍摄方法的讲课中，多次批判自己曾经的摆拍；

──2005年10月，在第七届全国报纸总编辑新闻摄影研讨会上作《解读〈华盛顿邮报〉图片处理15条“军规”》的讲演中，我向全国新闻界、摄影界的前辈、老师、同行和朋友们又一次批判了自己；

……

今天，利用我的博客网站，在网络上回顾自己的新闻摄影之路向，公开批判曾经的摆拍，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我的回顾和自我批判分为五部分：

一、混沌初开，朦胧中拍感觉和感受

二、邯郸学步，在“S”形路上打晃儿，感觉和感受走进左道旁门

三、清算和批判自己是必要的

四、追求鲜活，走上抓拍路

五、结束语

一、混沌初开朦胧中拍感觉和感受

1966年8月我开始拍照片，那时不知道怎样拍照片，拿起相机上街就拍。

当时不知道“抓拍”、“摆拍”。

朦胧中对着自己感觉有意思的镜头按快门，拍下自己的感受。

以下几张照片是文化大革命初期（1966年8月至11月）拍摄的。

1966年8月24日我的第一张新闻照片见《人民日报》，内容是《东安市场改名》。（苏制卓尔基小型相机，拍摄于8月23日下午）

北京东交民巷改名为“反帝路”。

亨得利钟表店也改了名。

送“红宝书”（《毛泽东选集》）下乡。

得到《毛选》的两农民。

北京“东风市场”（东安市场）门前的橱窗上贴满了大字报——“让毛泽东思想照亮每一个角落！”。

在北京前门大栅栏附近的街头，首都高校造反派红卫兵宣传“革命传单”。

北工大造反派来到人民日报社（王府井）门前宣传“造反有理”。

长征宣传队（1966年10月下旬）

北京外交学院的“北京－延安长队”一行17人，先后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宣誓，然后高唱着革命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意气风发地迈出了向延安前进的步伐。

长征宣传队（2）

毛主席最后一次（第八次）接见红卫兵（1966年11月26日用老式禄莱双镜头反光相机追随拍摄）。

我拍的《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1966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六版）

新华社发了通稿，《光明日报》用在一版（1966年11月28日）

（未完待续）

这是一代人的无奈——读李振盛博文《我40年前造过假照片》有感

xulin — Sun, 09 March 2008 06:21:56 +0800

这是一代人的无奈

——读李振盛博文《我40年前造过假照片》有感

这是一代人的无奈——永远抹不去的无奈！

那个时代，如果报纸发表的照片，毛主席的语录或者政治口号不完整，毛主席像不端正，都立即会有一大批红卫兵和革命群众涌到报社，要求揪出“反对”毛主席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现行反革命”，揪不出来就围攻报社。

为了对毛主席“表忠心”，为了“捍卫无产阶级专政”，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以《人民日报》为首的各级党报，在各级摄影部、图片组、美术组、夜班编辑组，包括制版车间，都准备许多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毛主席小照片，修补“有损”毛主席形象的照片用，以确保见报的照片中毛主席像的“清晰、端正”，确保政治口号的“完整”，表明报社、报纸是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这个事情，我也毫无例外地做，而且非常“自觉”地做，不光在自己拍摄的照片上做，而且还在通讯员来稿的照片上做。以避免被红卫兵和革命群众围攻报社、揪斗。

可惜，我没有留下任何这方面的资料。但是，看到李振盛先生发布的照片，使我身临其境，于是感慨一番。那时，你不“造假”就办不成报纸，就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你不干，报社总编辑也要让你干，报社“第一读者组”的报纸检查人员也要逼你干。所以，那是一代人的无奈、记忆和悲哀！李振盛先生严于律己的精神十分可贵，但是也没有必要过分自责——因为整个文化大革命都错了，作为“无产阶级喉舌”的报纸及其编辑记者，你如果当时不错的话，那不奇怪啦？如果真是没有那样做，我们恐怕早就“人间蒸发”了！

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件涉及毛主席和我的事，我永生难忘：

一、1966年6月底，我设计了一个“社论”刊头，7月1日见报，见下图：

上：设计原图大小。下：实际见报大小。

见报后不久，总编辑唐平铸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红卫兵围着报社不走，质问为什么这个刊头天安门城楼上没有毛主席像？要揪出反对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我回答：见报刊头那样小，连城楼上两侧的两条标语都只有个位置的框框，如果设计上毛主席像，能看见吗？

总编辑说：那你可不可以也设计一个毛主席像的框框在城楼中央？

我说：恐怕不行。因为即使我设计了毛主席像的框框，框框里面也还是没有毛主席像啊！毛主席像在相框里面没有了，那不罪过更大啦？接着，我向总编辑建议说：“老唐（那时我们称呼总编辑都是这样），您向红卫兵解释一下，我们这样设计，正是从对毛主席他老人家非常尊重的考虑，我们同你们一样热爱毛主席，忠于毛主席。如果设计了毛主席像的框框，可是见报使用的刊头那样小，那不是对毛主席的不敬吗？”

就这样，我总算躲过一劫。而这个“社论刊头”从1966年起，一直用到2007年底，在《人民日报》上使用了41年。

二、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我被领导从五七干校急调回报社，参加毛主席逝世的宣传报道工作。这期间，我还被新华社摄影部的杜修贤借到新华社三天，专门编辑、设计悼念毛主席的七个版的毛主席生平画刊，由新华社向全国各报社发通稿。工作完毕，杜修贤先生表示感谢并问我：“许林同志，谢谢你的帮助。你要什么？我保证满足你。”我说：“老杜，这是我应该做的。我别的什么都不要，你能不能送给我们一套毛主席照片的底片资料？”杜修贤非常爽快地答应了。这样，我带回一套纪念毛主席逝世的毛主席照片底片，作为人民日报摄影组的重要资料，保存在人民日报社。

我向报社领导提出应该在报社门口街头（王府井）的展览橱窗里搞一个毛主席生平的展览，领导同意并马上让我们筹备，具体工作落在我头上。

但是，在放大照片环节上出了事。我在审查照片时发现有的照片放得不好，就找到暗房师傅，要求他重新放大。可是，这位师傅态度不好，说照片已经很好了，我俩争执起来，一气之下，我当着他的面把那张不好的毛主席照片撕了。他立即给我扣大帽子：“你敢撕毛主席照片，你反对毛主席！这是现行反革命行为！”他马上把我告到我们组长那里。组长立即同我谈话，我把事情原委对组长陈述一遍，说：“过去，我们对放大不好的毛主席照片，都是撕毁后到锅炉房烧掉。这样做难道有什么错误吗？他放大不好，还要让我们展览，他才是对毛主席不忠呢！”组长也认为我的话有道理，就没有过多责备我。由于那位师傅不肯重新放大，我只好跑到《解放军画报》社，找他们帮助放大，如期展览。这样，我又躲过一劫。

由此可见，哪个年代，当编辑记者有多么大的风险啊！

干校岁月（十）

xulin — Wed, 09 May 2007 17:25:01 +0800

一瓶香油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有的领导只是口头上反对“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而当“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真的到来时，他们并不真的“打倒”，倒是暗地里欢迎呐！

干校岁月（十）

一瓶香油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

1959-1961三年困难期间，不但农村可吃的不多，城里可吃的也不多。那时候和那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城市居民粮食定量，并且按正式户口每人每月半斤肉、半斤花生油，一户每月2两麻酱、2两粉丝、一斤糖。

那时候，我十五六岁，正是长身体的时期，由于遇上天灾人祸，经常吃不饱，再加上没有什么油水，人瘦瘦的，一副黄脸麻杆样。我家周围的人们，有的得了浮肿，有的得了肝炎（我们称之为“富贵病”）。一到春天，街上、庭院有榆树的地方，榆钱儿（榆树荚，形状是园的，像铜钱，小小的，能吃）都被人们扒光了，掺和棒子面（玉米面）蒸窝头充饥；就连柳树叶也被人们摞光充饥吃了。所以，那时春天的榆树、柳树算是遭了殃，光秃秃的，可真是人遭灾害树陪绑。

那一时期，我天天盼着过年，因为只有过年才能吃上炖肉和带鱼，还能吃上每人2两的花生、瓜子以及每人1两的香油。平时粮食不够吃，我和弟弟趁星期天骑车到京郊南苑农家菜地里采集野菜，回来包玉米面大菜团子充饥。

难忘1961年秋冬之际，我在北京市工艺美术学校（现为北京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学习时，老师教素描课，同学们都是站着画画，画着画着，一个个饿得不行，站也站不直了，然后就见班里画画的同学陆陆续续地都溜出教室，到校外马神庙（在北京阜外大街甘家口西）饭馆，买点吃的充饥。我们没有粮票的同学，就花几分钱买碗菜汤，喝完再悄悄溜回教室接着画画。老师其实也知道，但是，他也饿呀，所以，他对我们这些上半截课就溜出去买吃的的行为，就装作不知道。每每回想起这些往事，我们就非常感谢素描老师对我们的“纵容”。

在干校时，虽然粮食已经够吃了，可油水依然少得可怜，每人每月半斤油的状况没有丝毫改变。但是，当时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抬头”，竟有农民违反规定，私自贩卖自己制作的香油，而且卖到干校周围来了。我们这些久缺油水的干校学员，也竟然背着干校领导和军宣队、工宣队，悄悄地去买香油。当时小贩要价1.8元一瓶，我们还价1.5元一瓶，成交。就这样，我也买了一瓶香油。买回后，我还有点顾虑：这不是支持“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吗？后来一打听，干校一位领导也悄悄买了一瓶，原来，有的领导只是口头上反对“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而当“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真的到来时，他们并不真的“打倒”，倒是暗地里欢迎呐！

现在说起这些往事，对于年轻人来讲，好像是天方夜谭，不可思议。但在当时，发生在我们身上，却是十分沉重的。

﹡﹡ ﹡﹡ ﹡﹡ ﹡﹡ ﹡﹡ ﹡﹡ ﹡﹡

1970年，干校从房山迁往河南省叶县，1972年底又从叶县迁回北京，地点在昌平县小汤山。搬来搬去消耗报社和国家的许多人力、物力和财力。不过当时是计划经济，并没有多少人去认真计较，反正不是掏自己的腰包，花多少钱也没有人真正疼在心里。

这两次搬家我都没赶上。我从1969年9月结束一年零两个月的第一期干校生活回到报社，又在1973年3-9月和1976年9月-1977年1月两次下放到小汤山干校劳动锻炼。与前一次不同的是，这两次都不是在大田干活，而是在炊事班当火头军和在基建班做泥瓦匠。1977年以后，报社组织去干校的人越来越少，“人民日报五七干校”名存实亡。后来，小汤山那块地方给了别的单位，报社再没有什么人去过“五七干校”。

但是，三次干校生活，使我增加了阅历，增长了见识。

干校，在“阶级斗争天天讲”中经历了政治洗礼，在劳动改造中让知识分子尝尽酸甜苦辣，在平凡的劳动中培养了同志间的理解、谅解和友谊。

干校，使我在与农民的接触中记住了他们的勤劳与朴实，在实践中知道了小麦、玉米等农作物从播种到收获的全过程，在丰收的喜悦中培育了农村情结。

干校，许多时候，我真的说不清是喜欢你，还是讨厌你。那正是：

千头万绪理还乱，百感交集干校缘。

干校岁月（九）

xulin — Tue, 08 May 2007 06:05:25 +0800

霹雳火球离我两三米落下
霎时间，我下意识地停下，像傻子一样不知所措，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我完了！那个大火球的直径大约有七八十厘米，红褐色，落到地上就不见了。

干校岁月（九）

霹雳火球离我两三米落下

农村一年里最忙的时候就是三夏。

在华北平原，麦熟一晌，如果你不抢收，麦穗不是掉在地里，就是被暴雨打烂在地里，那近一年的劳作就白忙活了。割下麦子以后，如果你不抓紧脱粒、晒场，麦子在雨季里就有可能发霉、长芽，那收割下来的小麦就将变为肥料，又是白忙活。

收了麦子，马上就得翻地种麦茬棒子（晚玉米），否则，地就荒了。

这期间，还要抓紧给春玉米等作物锄草、施肥，加强田间管理，要不然地里的庄稼也荒芜了。

春耕时节，我们倒换着牵骡子、翻地、播种、施肥。图中牵骡子的就是我。

因此，三夏期间要抢收、抢种、抢管理，村里的农民忙得不可开交，干校学员们也忙得个不亦乐乎。

那时候干校没有收割机，我们经常凌晨三四点钟起床，趁着早晨凉快，每人拿一把镰刀，排着队到田里去割麦子。晚饭后，我们又都聚集在场院挑灯夜战，忙着给麦子脱粒。等到麦子收割完毕，我们一边忙活夏种、夏管，一边忙活给麦子晒场。

大约是7月初的一天下午4点钟左右，我们正在场院晒场，忽然狂风大作，眼见西北边乌云翻滚，伴随着雷声黑压压的向我们扑来。“不好，暴雨来啦！”不知是谁大喊了一声。“大家赶快把麦子收起来盖好。”带领我们晒场的领导紧急命令道。顿时，整个场院里忙乱一团，一群人玩命似的把麦子往一起堆，另一群人拉扯着大苫布往麦堆上盖。还剩下一堆麦子没有盖上，大雨点夹着土腥味噼里啪啦地向我们砸来，紧接着就是电闪雷鸣，大家急得一齐拉起最后一块苫布，拼命将它盖在最后一堆麦子上，然后，跑向各个开着的房间。

这时，我忽然发现还有一个地方没盖严，立即冒雨跑过去把它盖严实。顿时，大雨把我浇成了一个水人。当我再往房间里跑回的时候，半路上突然看到一个硕大的火球，在离我奔跑的正前方两三米远的地方落下，几乎在同时，头顶上又是轰隆隆一声，一个吓人的大霹雷又在头顶上炸响，霎时间，我下意识地停下，像傻子一样不知所措，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我完了！那个大火球的直径大约有七八十厘米，红褐色，落到地上就不见了。

愣了好一会儿，惊魂未定的我才想起要赶快逃离这个吓人的地方，于是落汤鸡似的慌忙跑进屋里。

稍定一定神，我对屋里的校友们说起刚才这个惊险的景象，但是，多数人却不相信，认为我在瞎说，只有个别人听后非常惊讶地说：“好险啊，你拣了一条命！”

时隔近40年后的今天，人们都知道这是一种雷击现象，有一些人家的家用电器，譬如冰箱，就是在雷雨中被雷电霹雳火球击毁的。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遭遇雷电霹雳火球，从那以后，再没有遇到过。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仍然后怕。

北京城管野蛮执法又一例

xulin — Fri, 27 April 2007 21:02:05 +0800

3月31日，城管说：“城管是文明执法的，‘野蛮执法’是媒体妖魔化了城管。”

4月24日，北京一老教师斥责城管队员野蛮执法遭暴打

北京城管野蛮执法又一例

3月31日，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的话题是《城管与小摊贩谁是弱势群体》。在专家、小贩、与会者与北京城管庞大代表队伍的 PK 中，城管方一位文质彬彬的代表说了一句话，让屁股坐在小贩和北京老百姓一方的众人非常的不中听。他说：“城管是文明执法的，‘野蛮执法’是媒体妖魔化了城管。”当时，我和老伴就觉得这位城管代言人是颠倒黑白，睁着眼睛说瞎话！

我们两人都在北京街头和小区目睹过城管暴力执法的情景。小贩摆地摊如果妨碍市容，影响交通，破坏卫生，造成污染，城管队员当然应该管。但是这种管理，应当是真正意义上的文明执法，因势利导，具有人性化味道。而不是踹摊抄摊，骂人打人，激化矛盾，野蛮执法。

显而易见，前者有利于创建和谐社会，后者有可能酿成崔英杰第二的悲剧。孰轻孰重？我想，聪明过人的城管队员先生们，不会心中无数吧！

下面转载一篇《北京晚报》的文章，请大家看看事实：究竟是“媒体妖魔化了城管”，还是城管自己妖魔化了自己。

[转帖]北京一老教师斥责城管队员野蛮执法遭暴打

链接：http://www.ruclaw.com/dispbbs.asp?boardID=23&ID=133487&page=1

北京一老教师斥责城管队员野蛮执法遭暴打

2007年04月26日09:29 北京晚报

昨天(4月24日)下午，在首都图书馆附近，因为小商贩在便道上摆摊引发一起城管野蛮执法事件。一位路过的老教授替小商贩们说了几句公道话，不想竟被城管队员暴打，后又遭到围攻。

年近70岁的白志信老人原来是一名中学教师，记者见到他时，他的身上还能看见鞋印，手指也因为撕扯过度而弯曲着不能伸直，一动就疼。

城管连抽女摊贩耳光

据白教授介绍，昨天13时许，当他从首都图书馆查询资料出来时，发现东南侧的便道上有两个小商贩在掩面哭泣，遂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商贩回答说他们的东西都让城管队员给砸了。白教授抬头一看，前面不远处一群城管队员正把便道上的其他小商贩的三轮车等物品往汽车里塞。“我看见一个妇女趴在地上，用双手和身体护住自己叫卖的小饰品。一个城管队员走上去，不由分说对着她的脸就连抽了四五个耳光。”白教授对记者说:“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冲上去对着那些城管队员喊‘不要野蛮执法！要人性化执法！要依法执法！给农民一条活路！’刚说完这几句，一个城管队员走过来，凶狠地对着我就是几脚，踢到我的腿上。我连忙伸出胳膊揪他的脖领，不让他再打到我。这时其他城管队员一拥而上，围着我拳打脚踢，还拼命掰我的手指。后来在围观群众的怒吼下，那些城管队员才停住手，但没想到他们反而诬陷是我先动手打的他们！”

“我活这么大岁数了，没想到今天遭到了城管队员的群殴。”老教授说着说着，竟然伤心地哭了起来。

围观者拍照手机被城管没收

陪同白教授到监察大队的还有一对刘姓夫妇和一名黄姓男子。据刘先生称，当时他看见老教授被打得很惨，怕出大事，就和周围其他群众一起高喊“城管打人啦！”一边跑到高处用手机把城管打人的情景拍了下来。一个城管看见了，高喊一声:“有人拍照，抓住他，把他的手机抢下来！”于是一群穿着迷彩服的人立即围住了他，从他的手里抢走了手机，先是拼命把手机往地上摔，最后竟然把手机收起来不还给刘先生了。记者了解到，首都图书馆附近是南磨房城管分队的管辖区域，当天就是该分队的城管队员负责执法。“那个区域是我们的重点治理区域。城管执法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必定会与被管理人员发生冲突，经常会有纠纷。”监察大队一位负责人说:“我们询问了南磨房分队，他们不承认打了老教授，也说没抢群众的手机，因此我们没有办法立即对他们进行处理，事情还需要进一步调查。”

教授称城管已经赔礼道歉

昨晚，记者从白教授处了解到，经过南磨房派出所的调解，南磨房城管分队的金队长已经代表全队向他们赔礼道歉。“对于我提出的把行凶者开除的要求，金队长表示一旦开除这些队员，他们就找不到饭碗了，还是希望我能够网开一面。我一想，这些队员都还是些年轻人，我们应该允许年轻人犯错误。能道歉、能在今后的工作中改进方式方法，这就够了。”白教授说。（记者徐德新）

悼念安玉英

xulin — Wed, 25 April 2007 12:38:54 +0800

安玉英是一位有思想、有才华、有文采、有组织能力的摄影家、理论家、编辑家和社会活动家！是我最为敬佩的新闻人、摄影人之一。

悼念安玉英

从鲍昆博客上，我得知“安玉英于24日凌晨1点去世”的噩耗，心情沉重。面对安玉英女士的遗像，我感慨万千：

中国摄影界从此失去了一位有思想、有才华、有文采、有组织能力的摄影家、理论家、编辑家和社会活动家！她的去世，是中国摄影家协会的一大损失，是中国摄影界的一大损失，是中国摄影报社的一大损失！她的去世，也是作为同行、同道、编者、作者的我的一大损失！从此，我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

安玉英是我最为敬佩的新闻人、摄影人之一。

我认识安玉英是1985年人大一分校摄影专修班第一期（“黄埔一期”）毕业一两年，她从西北高原调到中国摄影家协会后。那时，她在组联部工作。后来，她加入《中国摄影报》，同耿海、林涛等一起任编辑，再后来任副总编辑，一直到她退休。

在我同她的接触中，深感她为人谦和、忠厚、诚恳，做事有主见、认真、负责，做编辑尊重作者，能与作者平等地讨论问题、研究问题，并且在研讨的基础上适时向作者组稿、约稿，经过编辑处理，及时地、恰如其分地安排在《中国摄影报》的版面上。稿件见报后，她又会及时给作者寄发样报和稿酬。

比如有一次，我写的稿件见报后，我发现有一个地方被改得不对，就打电话给她，她听后立即着手调查，当天，她就回电话给我说：“我查过了，不是编辑修改的，而是我们校对给改的。确实是改错了，对不起！我已经批评了校对人员，并准备进行必要的处罚。”

又比如2000年，《中国摄影报》发表黄一璜的文章《中国摄影界有一种病叫“自恋”》，引发了一场大讨论。安玉英打电话让我关注，同时向我约稿，希望我参加讨论。在她的诚恳邀请下，我写了一篇《远离角色自恋》的文章，被她安排在2000年2月1日《中国摄影报》三版上发表。

“自恋”大讨论这件事，说明安玉英的编辑胆识和对社会、对摄影事业的负责态度。因为在中国媒体上组织这样的大讨论，是要担风险的。但是，安玉英不畏风险，不怕担责任，毅然决然地组织在报纸上讨论，取得了成功，成为中国摄影史、中国摄影理论史上的一件值得书写一笔的大事。如果没有相当的理论水准，如果没有相当的摄影鉴赏能力，如果不能平等地讨论问题，如果没有对诸多作者的深刻了解，如果没有相当的组织能力，如果没有对新闻、对摄影事业的敬业精神，如果没有“为人作嫁”的奉献意识和编辑家的把握能力，这件值得大书一笔的讨论，就无从谈起了。

……

安玉英安息吧！

安玉英千古！

附：安玉英简历（转引自鲍昆的博客）

    安玉英（1945—2007），祖藉南京。生于青海省西宁市。上世纪60年代末开始学摄影，后就职青海省图片社和青海省展览办公室，从事新闻图片的采编制作工作，也为各种展览提供图片。安玉英的摄影面很广，凡自己喜欢或认为需要的，她都拍摄。她拍的专题有宗教方面的，如热贡艺术、青海瞿昙寺、青海塔尔寺等；有自然方面的，如青海湖特有的班头雁的生存、繁殖、生长、迁徒系列；还有西北的开发建设方面的，如科学考察、铁路修筑。此外，西北高原的风情和少数民族的生活风俗，也是她关注的题材。
    安玉英曾获得青海省政府授予的优秀文艺工作者奖及其它多种奖，曾任中国摄影家协会组联部主任，后参予中国摄影报的创办筹建工作和编辑工作，曾任中国摄影报副总编。
    作品曾参加全国性重要展览，并收入《20世纪中国文艺图文志摄影卷》，出版有《丝路、古道情迹》等。

致歉：可能我自己闹了笑话

xulin — Sat, 21 April 2007 15:32:55 +0800

致歉：可能我自己闹了笑话

昨天我写了一篇《声明：这篇短文不是我写的》文章，我说：“今天（2007年4月21日）下午进入我的博联社博客，发现这样一篇短文：‘华赛金奖暴假，请看我的大旗网博客。许林 2007年4月19日’。我声明：这篇短文不是我写的！我不知道写这篇文章的朋友是如何进入我博客的后台的。请博联社查一下此事，如果这样容易进入我的后台操作，那以后如何确保从我博客上发布的信息确实是我本人发布的呢！？”

今天早上，我收到了博联社技术部门的留言：“您的后台密码只有您自己知道，不会出现被冒用的情况。”谢谢博联社告诉我这个“不会出现被冒用”的情况。

我仔细回忆19日的情况，那天我事情特别多，头绪也乱。很有可能是我自己记错了，自己闹了笑话，才误以为是有朋友进入了我的后台。

在这件事情上，我鲁莽了。向博联社道歉！并修改此文。

我看到有朋友问：“如何看？”请这位孙力朋友进入下面地址，看我在大旗网博客上发布的文章《华赛金奖遭质疑——请首届华赛金奖得主张亮出来证明照片不是合成的》：

链接： http://blog.daqi.com/article/144690.html

华赛金奖暴假，请看我的大旗网博客。许林 2007年4月19日

xulin — Thu, 19 April 2007 12:25:31 +0800

华赛金奖暴假，请看我的大旗网博客。

许林

2007年4月19日

干校岁月（八）

xulin — Mon, 12 March 2007 19:42:08 +0800

“‘要斗私，批修’啊！”

干校岁月（八）

“‘要斗私，批修’啊！”

干校毕竟不是北京城里，也不是在自己家里。况且当时是处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疯狂时代，物质极度匮乏，缺吃少穿太正常了。干校领导再注意改善伙食，也难填充学员们久缺油水的肚皮。总起来说，干校生活包括饮食还是相当艰苦的。

有一次我们一班的两位老学员在劳动之余抓到一只刺猬，到了晚上，他们悄悄地把它裹上泥巴，烧烤起刺猬来，竟然打了一顿牙祭。那时我们还没有保护动物的概念，所以，我从未怀疑过刺猬是否属于保护对象问题。因为主吃者是一位广西人，我私下问另一位吃刺猬的人：“刺猬也能吃吗？”那位老学员附耳相告：“他妈的广西人什么都敢吃！”“那你这个河南人怎么也吃呢？”我反问。“管他个球（这个字应该是一个‘尸’字头，下面是个‘求’字的组合字，字库里没有），这个地方他妈的太缺油水，我也解解馋。”他操着一口河南话对我说。“是呀，大家太苦了！”我感叹道。

干了一天的农活儿，又累又渴又饿，吃饭的时候大家都想喝点儿稀的，再加上编辑部下放锻炼的同志还有许多是南方人，窝头、馒头吃不习惯，面条汤、面片汤就成了最受欢迎的主食之一。那面汤，里面有时有西红柿，有时有冬瓜，有时放些黄瓜片，有时还有鸡蛋，红绿白黄，漂亮极了，虽然油水少，但却散发着诱人的清香，令你偷偷地流口水。

每当有面条汤、面片汤的时候，大师傅就把一个盛满面汤的大盆放在伙房前的桌子上，由学员们自己去盛。这时候，空场上往往排起长队，人们拿着饭碗一个接一个地盛面汤。盛的时候不免从盆底儿捞些面条、面片和蔬菜之类的“干货”，排在后面的人就盛不上“干货”了，只能喝些稀汤，尤其是当大师傅不再加面的时候。

有一次，排在后面的一位同志实在忍不住了，就大声嚷了一句毛主席语录：“‘要斗私，批修’啊！”嚷完，他又觉得不好意思，顿时涨红了脸。可怜的知识分子，可怜的“五七”学员，就在维护自己与别人同等的吃面条汤的权利时，也不好意思直接说，也要拿出“最高指示”来与盛面条汤的同志共享。

不过这一嚷还真管用，前面盛面汤的人真的手下留情了。

干校岁月（七）

xulin — Sun, 11 March 2007 19:06:47 +0800

“不咸怎么改造你们这些臭知识分子？”

干校岁月（七）

“不咸怎么改造你们这些臭知识分子？”

二三百人下地干活，回来吃饭成问题。那时候哪里有饭堂，仅有的两间伙房，还是我们“先遣队”在8月里配合瓦工师傅突击盖起来的。我们吃饭只好在场院里把大地当桌子，天天席地而餐。北京本来风沙就多，每当刮大风时，大家的碗里就多了一份天然“菜肴”——黄土细沙。

好在干校领导在学员生活方面抓得紧，食堂里的大师傅又都同情我们，经常为我们变换花样，尽量让我们吃上可口的饭菜，并且在天热时还给我们烧绿豆汤，由我们轮流从伙房运送到地里给大家喝。因此，大家的身体在干校“养”得还可以。

但是，大师傅非常辛苦，他们也是远离城市、远离家人到干校的，也算是下放锻炼吧。因此，他们也有心烦的时候。再者，“众口难调”，你做得再好吃，也有吃不顺口的，也有不爱吃的，也有提意见的，甚至还有说三道四、指责大师傅的。每到这个时候，就容易发生矛盾，激化矛盾，大师傅时不时地甩出几句难听的话来，噎得你上不来，下不去，怪难受的。

记得有一次一位学员向大师傅反映菜咸了，有位大师傅没好脸儿地甩出一句话：“咸啦，凑合着吃吧！来改造，事儿还不少。不咸怎么改造你们这些臭知识分子？”

这位大师傅的话语惊四座，令在场的“臭老九”※们再不敢言语。

（※注：文革期间流行把知识分子戏称为“臭老九”）。

干校岁月（六）

xulin — Sat, 03 March 2007 07:12:10 +0800

“一对红”与大批判

干校岁月（六）

“一对红”与大批判

大队人马到干校以后，我的“世外桃源”生活也就随之逝去了。

因为“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还没有结束，报社两派大联合的工作也没有搞好，军宣队、工宣队经常组织我们学习，发动我们继续搞大批判，深入揭批“混”在革命队伍里的“阶级敌人”。

为了搞好大联合、大批判，在我们一班，军宣队把大家捆绑成许多对“一帮一，一对红”。当时，军宣队在报社“支左”是支持掌权派的，因此在派对子的时候，他们是以掌权这一派的人为基础来安排的。我虽然不是掌权派的头头，但却是这一派的人，于是就被分配与陆超祺同志结成“一对红”，大概就是想让我帮助老陆转变思想，把他“联合”到掌权派这一边来。其实，以我的经历、资历、学识和思想水平，哪里能帮助老陆呀，但是在那个动乱年代，在错误路线下，偏偏就这样戏剧性的被捆绑在一起。

有一次，在一班“支左”的军宣队的一位参谋对我们说：“胡绩伟还在‘牛棚’改造，陆超祺就称他‘老胡’。大家要提高警惕，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一个班集体，不弘扬团结友爱、平等互助的精神，而用“左”的思想指导，发动大家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动辄批判人家，所谓的“一帮一”如何“帮”？“一对红”又焉能“红”？

大批判更深入了。干校各班热火朝天，新一轮揭批高潮此起彼伏。有一天在田头，我们一班在军宣队带领下召开揭批总编室资料组干部毛鹏的会，深挖他的“历史问题”。由于毛鹏的交待与专案组所掌握的“材料”对不上号，大家就使劲地追问他，而他又只能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和实际认识来回答大家的问题，这样一来二往的，双方越说裂痕越大，大家越批也就越来气，认为毛鹏真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有一些同志实在忍不住，气愤之下动手打了毛鹏，我也不冷静，跟着动了手，而在场的军宣队同志眼见这种状况，并没有及时劝阻。这件事虽然已过去多年，但是，每当我想起干校的这段生活往事，就感到遗憾和内疚，总觉得对不起毛鹏同志。

文革后，毛鹏同志调到外单位工作，我好多年没有见到他。他退休后，有一次我看见了他，当面给他道了歉，算是平复了一下内疚的心。

干校岁月（五）

xulin — Tue, 27 February 2007 08:35:30 +0800

“早请示，晚汇报”

干校岁月（五）

“早请示，晚汇报”

自从大队人马到干校后，我们每个班、每个宿舍就多了一个节目——“早请示，晚汇报”。这是军宣队、工宣队※规定我们每天必须做的“功课”。

虽然已经在场院盖了一些房子，但是，这些新房子根本容纳不下300人。因此，有相当一部分干校学员是分配在村子里老乡家里住的。我们一班基本上是住在老乡家，男学员分住两处，女学员集中住在一处。我与老编辑钟立群、徐长荣等五六个人住在老乡的一个土炕通铺上。

每天的“早请示”要到一班另一家学员住处去进行，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正在接受劳动改造的李庄也在其中。

“早请示”的程序依次是：大家起床后立即在屋子里排好队，一起面向毛主席像，手举“小红书”（《毛主席语录》），齐声向毛主席宣誓：“最最敬爱的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五七干校学员决心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学生”，然后大家齐声朗读几段毛主席语录，或者背诵“老三篇”（《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早请示”完毕，大家从村子里去校部吃饭。现在想起来，这多少有点像欧洲人饭前对主的祈祷。

“晚汇报”的程序与“早请示”略有不同，主要是每个人对着毛主席像，以“无限忠诚”的心情向毛主席“汇报”一天的表现，比如哪些地方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了，哪些地方没有做，哪些地方做得还不够，第二天怎样改正，等等。

其实，我们当中许多人都明白，我们那样虔诚地“早请示，晚汇报”，毛主席他老人家一句也听不到。只不过是做给别人看，做给军宣队、工宣队看罢了。

（※注释：军宣队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组成的支援地方左派“抓革命，促生产”、“搞好斗批改”的“支左”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宣队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由工人组成的支援地方左派“抓革命，促生产”、“搞好斗批改”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文革中，毛泽东主席对军宣队、工宣队支左都有一些相关的指示。）

干校岁月（四）

xulin — Sun, 25 February 2007 14:32:18 +0800

“传达毛主席指示不过夜”

干校岁月（四）

“传达毛主席指示不过夜”

从7月26日至9月上旬，我们“先遣队”种的萝卜、白菜长起来了，打小工帮助报社房产科师傅盖的房子（好像是几间厨房和场部房）也坐落在场院上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大约在9月11日那天，报社下放劳动的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农场大场院。

他们安顿下来后，由报社各部门抽调组成的12人“先遣队”的我们，被收编回各部门的劳动队伍（大班）。12人的“先遣队”现在我只记起10人：国际部编辑、诗人程光锐，文艺部编辑傅冬，经济部编辑叶剑韵，总编室校对组编辑朱坤荣，政治部门干部、复员军人胡象德，财务室会计王佩珠，译电组收发员梁衡，印刷厂排字工人李砚华，还有一位在总编室实习的大学毕业生和我。摄影组归总编室管辖，我自然回归总编室劳动大班── 一班。

    在干校，除了劳动改造，主要任务是学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指示。
    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文章，毛主席为此文撰写了编者按语。按语说：“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
    5天以后，毛主席对人民日报社干部到农场下放劳动作了批示：
    “一、人民日报三分之一的人下放劳动，三分之一的人下去作调查研究，三分之一的人工作，这个办法是比较好的，要坚持下去。
    二、下去劳动的人，不要马上回来，割了麦子再回来。”

那年，人民日报社总共有员工900多人，编辑部也就300多人。因此，每届到干校下放劳动的编辑部人员大约有100多人，加上行政、工厂的人员，总共有300人左右。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和对人民日报社的这个批示，当天就传达到我们在农场的全体人员，领导马上组织大家学习。

那时候，传达、学习毛主席指示是不能过夜的。毛主席指示到达得再晚，也要连夜把大家叫起来传达、学习。

那时候，毛主席经常发指示，因为我会写美术字，所以，每次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发表，干校领导总要组织一帮人宣传最新指示，我作为“一帮人”之一，就得去抄写，有时还要写大字横幅贴到墙上，不但在干校贴，还要到村子里去贴。记得有一次冬夜里，寒风刺骨，我们提着糨糊桶，拿着写好的最新指示的大标语，走村串巷地贴，我们一帮人的手都冻僵了。

1969年4月党的九大召开，九大的政治报告和新修改、制订的党章，我们干校的人员要认真学习，而我们一帮人还要根据领导要求到村子里去对人民公社社员宣讲，当时因为正式文件没有下来，我们就给社员们读报纸上登的文件。

我在干校附近的村庄给社员们宣读刊登“九大”文件的报纸。王景仁摄

那个年月，无论干校领导，还是公社、生产队领导，都要求“传达毛主席指示不过夜”，一“过夜”，就是“对毛主席不忠”。反正我们传达毛主席指示不过夜，社员们也不能睡大觉，大家要一起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最高指示”，提高“路线斗争觉悟”，为了一个目的——“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干校岁月（三）

xulin — Fri, 23 February 2007 07:17:05 +0800

“先遣队”的两位女性

傅冬是傅作义将军的女儿，人很文雅，也很漂亮，大大的眼睛真诚而平静，皮肤白白的，一副大家闺秀的模样，话里话外总是带着一股书卷气……她干起农活来泼泼辣辣的，任劳任怨，“娇骄”二气与她风马牛不相及。我同她一起劳动，一起聊天，就像和自己的大姐在一起那样温馨，那样安全。今天写她的时候，我的眼前又浮现她在农场现场的音容笑貌……

干校岁月（三）

“先遣队”的两位女性

12人的“先遣队”中有两位岁数大的女同志，一个是文艺部的傅冬，一个是财务科的王佩珠。

傅冬是傅作义将军的女儿，是人民日报文艺部的编辑。我1965年8月被分配到人民日报社，就在文艺部美术组做美术编辑，到1965年12月底，被人民日报总编室图片组（摄影组）的吕相友同志调去。因此，在文艺部的四个多月里，虽然见过傅冬，但却对她没有什么印象。

到了房山农场，我们成了12人的人民日报“五七干校”的“先遣队”，与傅冬一起吃饭，一起聊天，一起劳动，一起学习，一起“斗私批修”改造思想。这时，也只有在这时，我才开始认识傅冬，看到了傅冬的一点点轮廓。

傅冬人很文雅，也很漂亮，大大的眼睛真诚而平静，皮肤白白的，一副大家闺秀的模样，话里话外带着一股书卷气。她虽然出自名门，却没有什么架子，待人接物平和得很。她下地劳动时，虽然总是带着一顶干干净净的麦黄色大草帽，可细皮嫩肉的脸上还是被无情的太阳晒得白里泛着淡淡的红黑色。她干起农活来泼泼辣辣的，任劳任怨，“娇骄”二气与她风马牛不相及。我同她一起劳动，一起聊天，就像和自己的大姐在一起那样温馨，那样安全。今天写她的时候，我的眼前又浮现她在农场现场的音容笑貌……

王佩珠身体特棒，有一点“块儿”，皮肤黄白略泛点黑，一幅典型的黄种人模样，走起路来带着一阵风，飒爽爽的。她人也很好，诚恳热情，乐于助人，性格与傅冬截然相反，喜欢热闹，大大咧咧，爱开玩笑，一副乐天派模样，我就给她起个绰号“王乐天”，她听后开怀大笑，欣然接受。后来我得知，从干校回到报社后，因为这个外号，被“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高”的部门的一些人整了一次，质问她：“你为什么叫‘王乐天’？”听到这个事儿，我心里别扭了好几天，觉得有点得对不住她。

我们几个男同胞干活时说话常常带着“国骂”——“他妈的”，每在这时，王佩珠就挺身而出，笑呵呵地略带几分不平的口吻向我们发问：“你们怎么不说‘他爸爸的’？”这分明是在嘲笑我们的大男子主义思想——她虽不是女权主义者，但却强烈主张男女平等，包括“国骂”的口带语。

她这个人看上去粗粗拉拉，其实精明得很，她的大脑好像电脑一样，多复杂的账，经她一算，立即清清楚楚，一目了然，不愧是一位出色的会计师。她很好学，对什么都感兴趣。我的独轮车推得好（1965年12月、1966年3月，我曾两次到京密运河工地参加挖河劳动，学会了推独轮车），她就非要我教她不可。在往地里运肥料时，她一次又一次地学习推独轮车，由于开始掌握不好平衡，总是翻车，但她毫不气馁，让我示范给她看，然后她再推，我一边推车一边对她说：“推时要用巧劲，左右摆胯，两脚走起来就能找着平衡的感觉了。”她记住了要领，再试几次，终于推得平稳了，当把一车肥料平安运到地里的时候，她高兴地喊起来：“我会推独轮车啦！”那得意的情景，简直像一个小孩子得到一个心爱的玩具似的。

干校岁月（二）

xulin — Wed, 21 February 2007 16:25:26 +0800

尝到了“腰杆子不硬”的滋味

7月底北京郊区正是二伏天，天空中没有一丝云彩，我们在毒毒的太阳底下种白菜，直接照射的温度大约有五六十度。30日中午，被太阳晒得汗流浃背又蔫巴巴的我，实在无法忍受那种暴热和干渴，刚一收工，就顺着水渠走到机井前，那机井是6寸管口，从地下抽上来的水哗哗地流进水池，清凉极了，我先用双手捧接一些冰凉的水，咕嘟咕嘟地喝了下去，好爽！接下来，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满头大汗的脑袋扎进方方的、满满的机井水池中，刹那间，一股凉气从脑瓜顶儿一直凉到脚后跟……

干校岁月（二）

尝到了“腰杆子不硬”的滋味

农场在房山县南召公社常舍大队，原来是部队的农场，我们到那里时，部队战士接待了我们。当时，我们见到了已经先期到达那里的唐米、冯尧生同志（他们都有办农场的经验），他们为农场的交接和兴办做了大量的、细致的、基础的工作，是人民日报房山农场的创始人。

农家俗话说“头伏萝卜二伏菜”，种萝卜、白菜和帮助盖房子，是我们“先遣队”的主要任务，为的是迎接9月份大队人马的到来。

7月底北京郊区的气温高达三十七八度，而且正是二伏天，天空中没有一丝云彩，我们在毒毒的太阳底下种白菜，直接照射的温度大约有五六十度。30日中午，被太阳晒得汗流浃背又蔫巴巴的我，实在无法忍受那种暴热和干渴，刚一收工，就顺着水渠走到机井前，那机井是6寸管口，从地下抽上来的水哗哗地流进水池，清凉极了，我先用双手捧接一些冰凉的水，咕嘟咕嘟地喝了下去，好爽！接下来，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满头大汗的脑袋扎进方方的、满满的机井水池中，刹那间，一股凉气从脑瓜顶儿一直凉到脚后跟，吓我一大跳，但我并没有在意。

第二天，我们的班长胡象德（时任人民日报社政治部干部）通知，不让我下地干活了，叫我写几条大标语，庆祝“八一”建军节。想不到我还没写几个字，腰突然疼得直不起来了。我非常着急，就试着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往起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直了起来。我稍微转了转腰，还能动，就咬着牙，写几笔，停一停，活动活动，直到下地的同志们收工回来，我还没有写完。到了晚上，觉得浑身发冷，恶心，周身关节疼痛。8月1日，解放军留守的同志们做了许多好吃的饭菜，还有红烧肉，同我们一起过节。但是，我什么都不想吃，只想躺着。我患了重感冒。

打这以后，我的腰就落下了病根，动不动就痛，干一点活就觉得累。到了冬天，我们住的老乡家的土炕，因为烧地炉，烟道通过的地方非常热，没有人敢睡那个地方，只有我和徐长荣同志睡那个地方。

徐长荣是我们总编室夜班编辑组的老编辑，他的腰病很厉害。我记得在北京看到他腰病严重时，上身往斜后方倾倒着，身体呈拐棒形，用一只手撑着腰部，吃力地、一拐一拐地到报社上班。每当看到他那苦苦支撑的样子，我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但是在那个年月，像老徐这样的严重腰疾患者，也不能被免掉去“五七干校”改造的安排。9月11日，报社大队人马到农场后，农场领导对我们“先遣队”做了调整，我被划归到一班——总编室班，正好同老徐住一个房间。就这样，我们俩成了同屋里最不怕炕热的人。

睡了半年的热炕，我的腰见好，但一到阴天下雨或下雪，腰准痛。这个腰病，已经困扰了我近40年。后来，我同“五七干校”的校友们说：“我可真的尝到了‘腰杆子不硬’这句话的滋味了”。

干校岁月（一）

xulin — Mon, 19 February 2007 15:53:03 +0800

去干校的直接原因

1968年春夏之交，人民日报社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如火如荼，“深入”开展。大家根据陈伯达的“指示”，正在“自报公议”，“清理阶级队伍”。每个人都要从自己父辈的经历说起，老老实实向组织“交待”自己的家庭出身，父辈的政治面貌、政治表现，然后“交待”自己的一切。那时，报社各部门每天下午开会，自己“交待”完毕，由大家“公议”。“公议”极其认真、严肃，提问五花八门，甚至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有时也会莫名其妙地问到你头上……

干校岁月（一）

难忘的一段人生旅途，在干校。

我是1968年第一批去“五·七干校”的12名“先遣队员”之一。当时不叫“干校”，而叫“农场”。

去干校的直接原因

1968年春夏之交，人民日报社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如火如荼，“深入”开展。大家根据“小小老百姓”※陈伯达的“指示”，正在“自报公议”，“清理阶级队伍”。每个人都要从自己父辈的经历说起，老老实实向组织“交待”自己的家庭出身，父辈的政治面貌、政治表现，然后“交待”自己的一切。那时，报社各部门每天下午开会，自己“交待”完毕，由大家“公议”。“公议”极其认真、严肃，提问五花八门，甚至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有时也会莫名其妙地问到你头上。

我在红旗下长大，那年22岁半，是报社编辑部团支部委员，自己没有问题，家庭出身是小业主。但是，因为要“自报”家庭出身和父辈的情况，我就怀着一颗对党组织无限忠诚的心，对父亲的历史情况作了许多调查，并且自认为有了基本的了解。轮到我“自报”时，我把调查来的情况如实向组织“交待”了，同志们向我提出关于我父亲的一些问题，我作了解释，可是很不妙，大家的“阶级斗争”观念十分强，对父亲的一些情况抓住不放，他们问的问题，有的是我出生之前的，有的是在我一两岁时的，我哪里知道那些。当时，我也真想立马儿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可是，我答不上来。情急之下，我哭了……连续几天，我的心情很不好。本想在“自报公议”中把父亲的问题“交待”清楚，得到组织的谅解和信任，可到头来怎么会越说越说不清呢？真是百思不得其解。我陷入苦恼中，心冷到了冰点。

突然在一天下午开会时，领导说报社要办一个农场，需要先派一些人去打前站，请大家报名。喜出望外的我马上报名，因为这样就可以换一个环境，暂时到世外桃源避一避这个倒霉的“自报公议”了。这是我想去干校的直接原因。

很快，第一批去打前站的名单公布了，其中有我，心情豁然开朗。1968年7月26日，我同其他11人一道，乘解放牌大卡车作为第一批干校人来到100多里地以外的农场。

（※注释：文革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陈伯达经常在大庭广众之下称自己是“小小老百姓”。他在人民日报社就说过不止一次）。

干校一班部分学员同房东老大娘合影。

右一是我，第三排正中为总编室夜班老编辑徐长荣，右二为老编辑陆超祺（1989年6月4日前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

许林的博客

标语口号伴我一生（二）

标语口号伴我一生（一）

40年新闻摄影回眸与自我批判（之三）

40年新闻摄影回眸与自我批判（之二）

40年新闻摄影回眸与自我批判（之一）

这是一代人的无奈——读李振盛博文《我40年前造过假照片》有感

干校岁月（十）

干校岁月（九）

北京城管野蛮执法又一例

悼念安玉英

致歉：可能我自己闹了笑话

华赛金奖暴假，请看我的大旗网博客。 许林 2007年4月19日

干校岁月（八）

干校岁月（七）

干校岁月（六）

干校岁月（五）

干校岁月（四）

干校岁月（三）

干 校 岁 月（二）

干校岁月（一）

华赛金奖暴假，请看我的大旗网博客。许林 2007年4月19日

干校岁月（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