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代人的无奈——读李振盛博文《我40年前造过假照片》有感
作者 许林 | 2008年03月9日 06:21 | 浏览总次数 (742)这是一代人的无奈
——读李振盛博文《我40年前造过假照片》有感
这是一代人的无奈——永远抹不去的无奈！
那个时代，如果报纸发表的照片，毛主席的语录或者政治口号不完整，毛主席像不端正，都立即会有一大批红卫兵和革命群众涌到报社，要求揪出“反对”毛主席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现行反革命”，揪不出来就围攻报社。
为了对毛主席“表忠心”，为了“捍卫无产阶级专政”，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以《人民日报》为首的各级党报，在各级摄影部、图片组、美术组、夜班编辑组，包括制版车间，都准备许多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毛主席小照片，修补“有损”毛主席形象的照片用，以确保见报的照片中毛主席像的“清晰、端正”，确保政治口号的“完整”，表明报社、报纸是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这个事情，我也毫无例外地做，而且非常“自觉”地做，不光在自己拍摄的照片上做，而且还在通讯员来稿的照片上做。以避免被红卫兵和革命群众围攻报社、揪斗。
可惜，我没有留下任何这方面的资料。但是，看到李振盛先生发布的照片，使我身临其境，于是感慨一番。那时，你不“造假”就办不成报纸，就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你不干，报社总编辑也要让你干，报社“第一读者组”的报纸检查人员也要逼你干。所以，那是一代人的无奈、记忆和悲哀！李振盛先生严于律己的精神十分可贵，但是也没有必要过分自责——因为整个文化大革命都错了，作为“无产阶级喉舌”的报纸及其编辑记者，你如果当时不错的话，那不奇怪啦？如果真是没有那样做，我们恐怕早就“人间蒸发”了！
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件涉及毛主席和我的事，我永生难忘：
一、1966年6月底，我设计了一个“社论”刊头，7月1日见报，见下图：
上：设计原图大小。 下：实际见报大小。
见报后不久，总编辑唐平铸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红卫兵围着报社不走，质问为什么这个刊头天安门城楼上没有毛主席像？要揪出反对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我回答：见报刊头那样小，连城楼上两侧的两条标语都只有个位置的框框，如果设计上毛主席像，能看见吗？
总编辑说：那你可不可以也设计一个毛主席像的框框在城楼中央？
我说：恐怕不行。因为即使我设计了毛主席像的框框，框框里面也还是没有毛主席像啊！毛主席像在相框里面没有了，那不罪过更大啦？接着，我向总编辑建议说：“老唐（那时我们称呼总编辑都是这样），您向红卫兵解释一下，我们这样设计，正是从对毛主席他老人家非常尊重的考虑，我们同你们一样热爱毛主席，忠于毛主席。如果设计了毛主席像的框框，可是见报使用的刊头那样小，那不是对毛主席的不敬吗？”
就这样，我总算躲过一劫。而这个“社论刊头”从1966年起，一直用到2007年底，在《人民日报》上使用了41年。
二、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我被领导从五七干校急调回报社，参加毛主席逝世的宣传报道工作。这期间，我还被新华社摄影部的杜修贤借到新华社三天，专门编辑、设计悼念毛主席的七个版的毛主席生平画刊，由新华社向全国各报社发通稿。工作完毕，杜修贤先生表示感谢并问我：“许林同志，谢谢你的帮助。你要什么？我保证满足你。”我说：“老杜，这是我应该做的。我别的什么都不要，你能不能送给我们一套毛主席照片的底片资料？”杜修贤非常爽快地答应了。这样，我带回一套纪念毛主席逝世的毛主席照片底片，作为人民日报摄影组的重要资料，保存在人民日报社。
我向报社领导提出应该在报社门口街头（王府井）的展览橱窗里搞一个毛主席生平的展览，领导同意并马上让我们筹备，具体工作落在我头上。
但是，在放大照片环节上出了事。我在审查照片时发现有的照片放得不好，就找到暗房师傅，要求他重新放大。可是，这位师傅态度不好，说照片已经很好了，我俩争执起来，一气之下，我当着他的面把那张不好的毛主席照片撕了。他立即给我扣大帽子：“你敢撕毛主席照片，你反对毛主席！这是现行反革命行为！”他马上把我告到我们组长那里。组长立即同我谈话，我把事情原委对组长陈述一遍，说：“过去，我们对放大不好的毛主席照片，都是撕毁后到锅炉房烧掉。这样做难道有什么错误吗？他放大不好，还要让我们展览，他才是对毛主席不忠呢！”组长也认为我的话有道理，就没有过多责备我。由于那位师傅不肯重新放大，我只好跑到《解放军画报》社，找他们帮助放大，如期展览。这样，我又躲过一劫。
由此可见，哪个年代，当编辑记者有多么大的风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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